杨妞花回乡记：一个余华英案受害者和她超越个体寻亲的努力
“一切幸福终止在余华英偷走妹妹的那一天，从此我变成了一个乞丐。”杨桑英说。
不久前，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后，专程从河北邯郸赶来贵州的杨妞花，带着姐姐杨桑英回到老家探望外婆。他们的老家位于贵州毕节市织金县城东北部的小妥倮村，是当地苗族聚居的村寨，坐落在大山深处。从省会贵阳出发，沿盘山公路一路西行，全程需要3个多小时。
10月17日，山路崎岖，天上淅淅沥沥飘着小雨，开车载着姐姐回家的路上，杨妞花向南都、N视频记者讲述了多年来自己被拐、寻亲，并亲手把人贩子余华英送上被告席，以及后来帮助更多寻亲家庭的经历。如今，她迫切希望余华英能早点受到法律的制裁，给自己早逝的父母以及其他被害家庭一个交代。
“走吧，我带你去买毛衣签子。”1995年，5岁的杨妞花，被邻居余华英以“买织毛衣的签子”为理由拐卖。
“瘦瘦的长脸，高颧骨，三角脸”，因余华英长相偏男性化，杨妞花叫她“大伯”。 “大伯”带着她坐火车、汽车，从贵阳一路辗转到河北邯郸。家在她身后，越来越远。
其间，她因想家而哭闹，余华英恶狠狠地警告她，再闹就把她从车上扔下去。她想上厕所，没忍住弄湿了裤子，被余华英连踹了十几脚。她抱怨盆里用来洗头的水太烫，又被余华英拿着更烫的水直接浇了过去。
“2022年拐卖案件立案后，警察曾拿出一沓嫌疑犯的照片让我指认，我一眼就认出了余华英，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的样子。”杨妞花说起这件事，眼神格外坚定。
1996年1月，余华英把杨妞花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了河北邯郸丛台区姚寨乡姚寨村一户王姓的“奶奶”家，中间人曾反复向这家人强调杨妞花是“父母不要的”。“奶奶”给妞花起名“李素燕”，“李”是她聋哑儿子的姓。
回忆起妹妹被拐后家庭的变故，杨妞花的姐姐杨桑英，还是忍不住地掉眼泪。小妥倮村的家中有讲究，不能在屋子里落泪，她把南都记者领到屋外，才开始讲述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杨桑英说，妹妹被拐卖后，爸爸和妈妈回家卷了铺盖，就带着她到各处寻找。那时，他们一家睡在火车站，父母捏着一家的全家福，逢人就问“有没见过照片中的小丫头”。
“人潮汹涌的火车站，妹妹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再也找不到了。”杨桑英感觉到，妹妹被拐后，整个家庭陷入了深渊。
父亲杨新民因为自责开始酗酒。在她的印象中，父亲喝几杯酒就开始掉眼泪，她知道父亲只有喝了酒才能睡着，才能不想妹妹。妈妈也因为想念妹妹精神失常，身体一下就垮了。
1997年，他们的父亲因终日借酒消愁吐血身亡。时隔一年，母亲也郁郁而终。接连失去家人的杨桑英成了孤儿，她不得不早早开始讨生活，跟着家中亲戚外出打工养活自己。
“曾经我有一个梦想，当一名老师，平时在贵阳教书，周末回家能看看父母。然而，一切幸福终止在余华英偷走妹妹的那一天，从此我变成了一个乞丐。”杨桑英说。
在聋哑养父和“奶奶”家里，“奶奶”性格强势，总是担心“买来的孩子养不熟”，对杨妞花打骂是常事。
那段困苦的童年，杨妞花总会努力回忆被拐前家中的温情，用这些回忆来忘记眼前的痛苦。
杨妞花告诉南都记者，在她的记忆中，家乡的人穿一种蓝底白花布的衣服，在家门口能看见一个山洞，山洞周围长满了植物。她记得妈妈头发很长，名字最后一个字的发音是“yi”。外婆叫“阿不代”，姐姐叫桑英。
她记得，小时候自己睡得迷迷糊糊时，爸爸用手撕着鸡腿肉，喂给她吃。她记得爸爸那时的眼神那么温柔，她不明白，“奶奶”说她是被父母卖掉的，可是爸爸和妈妈明明那么疼爱她，怎么舍得把她卖掉？
2008年前后，杨妞花看到电视里一个访谈节目，讲述郭刚堂两岁半的儿子在山东家门口被人贩子拐走后，他驾驶摩托车到全国各地寻亲的故事。那是她第一次对“拐”有了新的理解，“原来像我这种买来的小孩，可能是被小偷偷走的，我的家人或许也一直在找我！”
2009年，与相亲认识的男朋友结婚后，平静的婚姻生活让杨妞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在丈夫一家人的鼓励下，2012年起，她真正开始了漫漫寻亲路。她先后在寻亲网站上登记，到公安部门采血，只是她记忆中的信息有限，不足以拼凑出一个明确的丢失地点。
直到2021年4月，杨妞花尝试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视频的配图是小时候刚到养父家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剪着短发、戴着帽子坐在摩托车上，表情很严肃。照片除了标注家里的信息外，配文只有四个字，“我想回家”。
寻亲视频发布后大约半个月，被杨妞花贵州老家的堂妹看到。于是，她顺着线索联系到了姐姐杨桑英。当她小心翼翼地问姐姐一些记忆中的细节，信息全都对上后，她迫不及待地向姐姐打听父母的情况，“姐姐，我找了你们快十多年了，快把爸爸和妈妈的手机号给我，让我吓一吓他们！”
提到父母去世的事情时，杨妞花还是止不住地掉眼泪。“我也想过很多很坏的结果，比如爸妈生了儿子，所以没有再找我，但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都不在了，如果找不到，起码还有点希望，现在什么都没了。”
进入十月，贵州金织雨水不断，天气也渐凉。南都记者跟着杨妞花，回到了小妥倮村。杨妞花和故乡的亲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刚进家门，三姨就把烙锅倒进油，将从集市上买的豆腐、土豆片、鸡肉放进锅里，慢慢烙。
坐在炉边，杨妞花向南都记者讲述起，2021年5月15日，她被拐后第一次回家认亲的场景。
当年记忆中的小路、山洞、铁轨的位置，和现实一点点对应上。家中姨姨、舅舅争着喊她去吃饭，只会苗语的外婆亲昵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和姐姐一起去父母坟前祭拜，她痛哭着靠在父亲坟头的土包上，就像儿时靠在父亲的怀中一样。看着父母杂草丛生的坟，她决心让人贩子付出代价。
2022年6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立案。立案后的第24天，余华英在重庆大足落网。
在余华英被抓前，杨妞花看到警方披露的一张余华英的近照。照片中，她染着红发，戴着金项链，开心地跟朋友逛街。杨妞花怒火中烧，“我的父母躺在清冷的山头里十几年，我和姐姐吃了那么多苦，连滚带爬才长大成人，而罪魁祸首竟然逍遥法外，还活得有滋有味。天知道，我有多不甘心！”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2024年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因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该案发回重审。
杨妞花并非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唯一的受害者。1993年至1996年期间，余华英与同伙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他们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以给儿童“买零食吃”或“一起出去玩耍”的名义，将受害儿童带离监护人视线后控制，然后带往河北邯郸市，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
10月11日上午10时，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杨妞花代理律师王文广向南都记者介绍，余华英案件中17名被拐的孩子来自12个家庭。余华英的罪行，不仅在于拐卖儿童，更在于她给这些家庭带来的无尽痛苦和绝望。其中郭昌德、郭昌令兄弟被余华英拐卖后，他们的父母为寻找丢失的孩子倾家荡产四处寻找，最终离婚。这些家庭在失去孩子后，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杨桑英说：“这不是复仇，我们只是想讨个公道。余华英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害得其他十几个家庭骨肉分离，带给所有被害家庭无尽的痛苦和梦魇，而她不知悔改，不断作恶。她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过去这些年，杨妞花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媒体针对她被拐经历的各种提问，她重复讲述那些令她痛心的细节，一次又一次伤心落泪。
随着关注度的骤升，也出现了不少质疑杨妞花的声音。有的人觉得，“既然找到了家人，抓住了人贩子，还这么高调是不是在炒作？”
杨妞花告诉南都记者，一开始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是想让更多人关注案件，推动案件。后来她每次去贵阳开庭，都会把手机留在外面直播，她发现从各地过来的家长，会举着牌子争取露脸的机会。她意识到，被拐事件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故事了，她有责任为其他寻亲家庭努力。
这些家庭中，很多人因寻亲导致经济格外困难，杨妞花就帮他们订酒店。“寻亲这些年，我自己的积蓄也没剩多少，但每次看到他们，我会想如果我父母还在，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所以我总是能帮一把是一把。”
杨妞花接触过很多寻亲家庭，通过她的观察发现，很多孩子都害怕认亲。他们有的担心是亲生父母抛弃了自己，所以不敢认亲；有的是害怕承担双倍的养老压力；也有的感觉自己已经成家立业，不想再回忆那些被拐经历。
杨妞花说，现在她正在努力成为被拐孩子和他们的亲生父母之间的纽带，帮他们打消顾虑，促成更多家庭相认。
她表示，“我作为一个有被拐经历的人，非常能理解他们在幼时还没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被人贩子像一盆花草一样连根带走。等到几十年后再找到家的时候，亲生父母那种沉重的爱，以及养父母无法偿还的感情，无论选哪一方，都很难。”
不少家长知道杨妞花这次从邯郸来贵州的消息后，都喊她到家里坐坐，陪他们说说话。在贵州的几天时间里，杨妞花每天都奔波于不同地方。
她向南都记者坦言，“很多找不到小孩的家长，把他们对孩子的爱好像都倾注到了我身上。我也尽量抽时间陪他们聊天，让他们心里好受些。”
“我能给这些家长的帮助其实太少了，但我相信他们心里都是暖暖的，我们之间一定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情感。”杨妞花说。
采访接近尾声时，杨妞花和姐姐带着外婆，前往父母的坟前祭拜。她告诉南都记者，每次去看父母基本都跟着很多人。这次她想和姐姐、外婆独自上去，和父母说点悄悄话，讲讲心里的委屈。
山路曲折，杨妞花和杨桑英一左一右搀扶着外婆，向山上走去。回望来时的路，杨妞花依旧是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至少此刻外婆和姐姐都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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