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溥仪访问日本裕仁天皇亲自迎接离开时为何落泪？
世人皆知溥仪是中国末代皇帝，却鲜有人知在他被日本人扶持为＂满洲国＂傀儡皇帝后，曾于1935年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不仅得到了日本天皇裕仁的亲自迎接，更获得了超规格的礼遇。从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帝国元首的正式会晤，风光无限。然而，当溥仪离开日本时，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落下了眼泪。这究竟是喜悦的泪水，还是屈辱的泪水？在这看似荣耀的访问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934年冬天的长春，关东军司令部灯火通明。一场秘密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将领。这场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安排＂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
＂现在国际联盟已经派人来东北调查，我们一定要证明满洲国是独立的国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站在地图前说道。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份详细的计划表。
这份计划实际早在1933年就开始筹备。关东军认为，让溥仪访问日本是向国际社会展示＂满洲国＂独立地位的最佳方式。为此，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由外交官员远藤柳作担任组长。
远藤柳作曾在大正年间担任过驻华外交官，深谙中国礼仪。他向关东军提出了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方案：在表面上，要让溥仪感受到与裕仁天皇平起平坐的尊严；在实际上，则要通过这次访问，逐步加强对＂满洲国＂的控制。
1935年初，远藤柳作带着计划书来到东京。日本政府此时正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压力，急需证明＂满洲国＂的＂合法性＂。首相冈田启介在看过计划后，立即向裕仁天皇进言。
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谨慎的裕仁天皇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计划。宫内省的大臣们随即开始筹备一系列超规格的接待活动。他们特意安排溥仪住进赤坂离宫，这是日本皇室招待最尊贵客人的场所。
在长春，溥仪的秘书处却迟迟没有收到访日的正式邀请。直到1935年3月下旬，关东军才＂转交＂了裕仁天皇的邀请函。溥仪收到邀请时，日本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
为了让这次访问看起来更隆重，日本海军出动了当时最新锐的＂比睿＂号战列巡洋舰。这艘排水量达27，000吨的巨舰，不仅要负责护送溥仪，更要向他展示日本的军事实力。
此时的溥仪并不知道，他即将踏上的这艘军舰，正是1931年参与轰炸上海的主力舰之一。在去横滨的航程中，日本海军特意安排了实弹射击表演，声势浩大的炮声在东海上空回荡。
就在溥仪启程前，日本驻＂满洲国＂大使馆突然通知溥仪的随行人员，所有人都要遵守一份详细的行程表。这份表格精确到分钟，连溥仪与裕仁天皇见面时的寒暄用语都已经写好。
1935年4月6日，清晨的横滨港码头上人头攒动。＂比睿＂号战列巡洋舰在数艘护卫舰的陪同下，缓缓驶入港口。码头上的欢迎队伍早已列队等候，他们手持日本和＂满洲国＂的旗帜，随着军乐队奏响的乐曲摇摆。
当溥仪走下舷梯时，日本海军部长大臣米内光政立即上前迎接。一支由500人组成的仪仗队整齐列队，随后举行了隆重的检阅仪式。
从横滨到东京的专列上，日本宫内省特意安排了一位精通汉语的侍从官，向溥仪介绍沿途的景色。当列车驶入东京站时，站台上已是花团锦簇。裕仁天皇亲自带领皇族成员在此等候，这是日本史上首次由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外国元首。
两位＂帝王＂的见面仪式格外讲究。裕仁天皇身着军装，而溥仪则穿着特制的＂满洲国＂礼服。双方各自带领随从，在站台中央相遇。按照事先安排的礼节，两人互相鞠躬，然后握手。这一幕被数十名摄影记者拍下，第二天就登上了日本各大报纸的头版。
随后，两人共乘一辆由六匹白马拉动的皇室马车，缓缓驶向赤坂离宫。沿途的街道上，日本政府动员了超过50万民众夹道欢迎。东京警视厅出动了5000名警察维持秩序，街道两旁站满了挥舞旗帜的学生。
在赤坂离宫，一场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正在进行。离宫的正门specially装饰一新，大门两侧竖立着日本和＂满洲国＂的国旗。宫内大臣汤浅倾负责接待溥仪入住仪式，他特意安排溥仪住进了平时只有日本皇族才能用的＂凤凰厅＂。
当天下午4点半，裕仁天皇偕同皇后良子来到赤坂离宫回访。三人在会客厅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会谈。虽然会谈内容被严格保密，但当晚的《朝日新闻》报道称，＂两国元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晚宴在日本皇宫举行，这是皇宫建成以来顶级规模的一次国宴。宴会厅内摆放了108桌，每桌都铺着白色丝绸桌布，餐具全部使用纯金打造。菜单由日本最著名的皇室御厨精心设计，既有日本传统料理，也包含了满洲风味的美食。
宴会开始前，裕仁天皇特意将一枚镶嵌着和田玉的勋章授予溥仪。这是日本最高等级的勋章之一，此前从未授予过外国元首。在场的日本大臣们纷纷鼓掌，整个宴会厅洋溢着一片欢腾的气氛。
用餐期间，日本宫内省特意安排了传统的雅乐演奏。乐师们身着平安时代的礼服，演奏着千年流传下来的宫廷音乐。当优美的音乐响起时，整个宴会厅陷入了肃穆的氛围。
当溥仪在东京享受着帝王般的待遇时，日本的权力中心却在暗流涌动。在帝国饭店的一间会议室里，日本军部的高级将领正在召开秘密会议。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拿着一份电报，向与会者通报了关东军的最新指示。
＂现在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这次访问，＂林铣十郎说道，＂我们一定要让这次访问看起来像是两个独立国家元首的正式会晤。＂
然而，日本皇室对军部的做法并非完全认同。宫内省大臣松平恒雄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军部正在利用陛下的威望来掩饰其在满洲的所作所为，这令人深感忧虑。＂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就在溥仪访问期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密电。密电指出，日本军部正在利用天皇的影响力来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漂白＂。
一场看似偶然的私下会面引起了各国使节的注意。4月8日下午，溥仪在秩父宫邸与日本皇族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茶会。英国驻日使馆随后向伦敦发回电报称，这次茶会期间，日本皇族成员向溥仪详细询问了东北的矿产资源情况。
与此同时，苏联驻日本大使尤连涅夫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溥仪访问期间，日本军部派出了大量军官假扮成随行人员。这些军官不仅负责监视溥仪的一举一动，还在私下搜集各国使节对这次访问的反应。
在东京的外国记者圈里，这次访问也引发了激烈讨论。记者约翰·莫里斯在一份未发表的采访笔记中写道：＂日本军部和皇室之间似乎在进行一场微妙的角力。军部想把这次访问变成一场政治表演，而皇室则试图保持其超然地位。＂
这种角力在一次宫廷晚宴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溥仪向裕仁天皇提出希望访问日本海军基地时，在场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立即表示欢迎。然而，宫内省的官员们却以＂行程安排紧凑＂为由，巧妙地回避了这个请求。
各国驻日使节对这次访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英国大使克莱夫爵士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日本正在通过这次访问，试图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在东北的统治是＇合法＇的。＂而德国大使狄克森则对此表示理解，认为这是日本在东亚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步骤。
最令人意外的是来自中国驻日使馆的反应。由于当时中日关系已经处于半断交状态，中国驻日使馆对这次访问采取了完全沉默的态度。使馆一等秘书陈介人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东京街头锣鼓喧天，我却只能关起门来写信回国，报告这令人痛心的一切。＂
1935年4月20日，溥仪乘坐＂比睿＂号返回大连。码头上的欢迎场面与东京相比，显得格外冷清。关东军只派了一个中队的士兵组成仪仗队，连司令官都没有亲自到场。
刚一下船，溥仪就收到了关东军参谋部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他必须立即发表一份《回銮训民诏书》，内容已经由日本官员起草完毕。这份诏书用词谄媚，处处体现对日本的感恩戴德之情。
在返回长春的专列上，日本官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关东军派来的联络官远藤柳作直接告诉溥仪：＂陛下此次访日是关东军的一片苦心安排，今后还望陛下多多配合关东军的工作。＂
抵达长春后，溥仪发现他的＂皇宫＂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人趁他访日期间，在宫中增设了多处监视设施。每个重要场所都安排了日本特务，连溥仪的起居室都不例外。
更令溥仪震惊的是，他的贴身侍从王德林已经被关东军以＂思想有问题＂为由解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日本人，名叫安田一郎。这位新任侍从每天都要向关东军汇报溥仪的一举一动。
五月初，关东军突然要求检查＂满洲国＂内务府的账目。这个要求令溥仪十分恼火。根据此前的约定，内务府的开支应该由溥仪自行支配。然而关东军却以＂防止挥霍＂为由，强行接管了内务府的财政大权。
在一次所谓的＂御前会议＂上，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直接告诉溥仪：＂陛下既然已得到了天皇陛下的信任，就应该以天皇陛下为榜样，相信关东军的决定。＂
这种控制很快就扩展到了政务方面。＂满洲国＂的各个部门都设立了日本顾问，这些顾问拥有实际的决策权。中国官员们只能在日本顾问同意后，才能执行相关政令。
1935年下半年，关东军甚至开始干预溥仪的宗教活动。他们强制要求溥仪每月都要去参拜新建的神社，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而溥仪祭祀清朝列祖列宗的仪式，则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宫殿内进行。
这种种举动表明，日本人已经完全不把溥仪当作一个真正的皇帝看待。在关东军的眼中，溥仪不过是一个听话的傀儡，他的一切行动都一定要符合日本的利益。
到了年底，溥仪的处境更加艰难。关东军以＂节约开支＂为名，裁减了他的卫队人数。剩下的卫队成员也被换成了亲日分子，实际上成了监视溥仪的另一道防线。
1945年8月15日，当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时，溥仪正在长春的伪皇宫中收拾行装。几天后，苏军将他俘虏，带到了西伯利亚的赤塔。
在苏联的审讯室里，溥仪第一次公开讲述了1935年访日的真相。他向苏联军官描述了日本人如何利用这次访问来掩饰其殖民统治，以及回国后遭受的种种控制与羞辱。
1946年，在东京审判中，溥仪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当日本辩护律师问到访日期间受到的＂隆重款待＂时，溥仪说出了一句令法庭震惊的话：＂那些表面的礼遇不过是一场戏，真实的情况是我们这些人都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而此时的裕仁天皇，却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1946年1月1日，裕仁发表了著名的＂人间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这份宣言得到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首肯，成为他继续在位的政治保障。
1950年，溥仪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开始了一段重要的思想改造历程。在这里，溥仪写下了大量关于访日经历的回忆材料，揭露了日本统治者的线年，溥仪获得特赦。此后，他在北京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生活，在植物园当了一名园丁。当有人问起1935年访日的经历时，他总是说：＂那次访问让我真正认清了日本统治者的本质。＂
相比之下，裕仁天皇的晚年则显得平静得多。他继续担任日本的象征天皇，时常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但他从未对战争期间的行为表示过歉意，包括1935年那次具有欺骗性质的会面。
1987年，已经83岁的溥仪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将一份关于访日经历的详细记录交给了历史研究者。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研究＂伪满洲国＂历史的重要档案。
两年后，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在位63年后去世。他的葬礼规模宏大，多国领导人出席。然而，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溃，这似乎也预示着日本帝国梦想的终结。
这两位曾经在1935年春天会面的帝王，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选择了坦诚面对历史，在忏悔中获得新生；另一个则始终回避战争责任，将其带入了坟墓。
1935年那次刻意安排的会面，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史上的一个重要注脚。当年溥仪离开东京时的那滴眼泪，不仅包含着个人的屈辱，更蕴含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如今，这段历史慢慢的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