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4-12-13 20:48:12 | 作者: 产品中心
——习在致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贺信中作出的“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科学院成立。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时刻牢记使命，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我们国家科技进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无法替代的重要贡献。更多简介 +
中国科学院院级科技专项体系包括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重点部署科研专项、科学技术人才专项、科学技术合作专项、科技平台专项5类一级专项，实行分类定位、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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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于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建于北京，1970年学校迁至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大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特色管理与人文学科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始建于1978年，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实行“科教融合”的办学体制，与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培养体系、科研工作等方面共有、共治、共享、共赢，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独具特色的研究型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简称“上科大”），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2013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上科大秉持“服务国家发展的策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办学方针，实现科技与教育、科教与产业、科教与创业的融合，是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大学。
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人员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人民网云南频道联合推出“我的科学引路人”系列视频，为您讲述他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故事。
杨君兴（左）在禇新洛（右）的指导下做鱼类研究。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供图
“你们不要采访我，要多去采访团队的年轻人。”刚面对镜头时，杨君兴还有些少言，但一提到鱼，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杨君兴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鱼类学家褚新洛。41年来，他扎根云岭大地，带领团队构建起高原鱼类种质资源库，挽救多个濒危鱼种。
从褚新洛，到云南省水产学会副理事长陈银瑞，再到杨君兴，杨君兴笑称自己是从事高原鱼类研究的“鱼三代”。“回顾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有一条准则很重要，那就是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用国家任务来带动科学研究发展，把云南鱼类资源保护好、培育好。”
1983年，杨君兴从广东湛江水产学院淡水水产养殖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成为第三批硕士研究生。1987年，他又成为褚新洛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褚新洛在招学生时要求“少而精”，培育学生时言传身教，事事以身作则。在组织野外科考时，他和年轻人一道，跋山涉水，下河拉网；科考记录和归纳数据时，又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和公正。
“褚新洛先生治学严谨，他常说‘文章不改三遍不出手’，所以他的学术报告或论文著作，都不失为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证据充分、推理逻辑性强的典范。”杨君兴回忆学生时期的点滴，硕士论文要改十稿才敢拿去给褚新洛看，老师则是连错别字都会帮他“消灭”。他时刻谨记老师的教诲：“文章是千古事，刊发前定要谨慎、再谨慎。”
硕博期间，每个星期，杨君兴都要向老师汇报本周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疑问和心得，野外科考时又看到了什么、有哪些思考……这些习惯从始至终保持到杨君兴退休，每每提起，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距离老师的治学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忘我的科学精神，对他影响巨大。
1986年，杨君兴正在筹备博士毕业论文，褚新洛为他确定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保护鱇浪白鱼（俗称“抗浪鱼”）。“当时我非常不理解老师的意图。”杨君兴感叹道，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团队里没人做类似的工作，涉及的知识大部分要重新学习，研究之路困难重重。
然而，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打消了他的疑虑，也坚定了他的信心：过去，玉溪抚仙湖的鱇浪白鱼年产量有300多吨，上世纪90年代，鱇浪白鱼年产量下降至不到1吨。抚仙湖土著鱼类数量一下子就下降，23种本土鱼类面临灭绝的严峻形势。
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君兴对抚仙湖网状食物链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才渐渐明白了褚新洛的良苦用心。“之后几年，本土鱼类保护成为紧迫问题，这个博士论文题目反映出老师对物种未来命运的关注，也反映出他在科学领域的远见。”在老师的指导下，杨君兴所在的科研团队承担起拯救鱇浪白鱼的重任，为后期的保护研究奠定了基础。
41年来，杨君兴几乎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带领团队累计收集和保存高原鱼类种质资源300种，保护高原特有鱼类活体102种，突破48种珍稀濒危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获国审新品种3种，成功繁育和产业化推广的名贵特有鱼类4种。团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50多篇，其中SCI论文160多篇，获授权相关鱼类人工繁殖、饵料及育种发明专利23项。
鱇浪白鱼、滇池金线鲃等珍稀特有鱼类从灭绝的边缘被“复活”，并通过增殖放流，杨君兴带领团队恢复了11种高原特有鱼类的野外种群。为纪念褚新洛在鱼类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杨君兴将自己发现的鱼类新种命名为“褚氏云南鳅”。
“老师不但教学问，还教如何做人，聆听他的教诲，受益终身。”在采访过程中，杨君兴一直强调“团队”的重要性。2019年，杨君兴团队获批建设“云南高原鱼类育种重点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云南的土著鱼类资源。褚新洛先生奠定了这一学科基础，现在又有了潘晓赋、王晓爱、张源伟等年轻一代接续这份事业。”杨君兴由衷地说，“希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牢记褚先生的科学精神，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传承高原鱼类保育与可持续利用的创新精神。”
褚新洛（1928年—1991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鱼类学家。1951年，褚新洛毕业于山东大学，为实现科技梦，1953年他调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1966年2月，作为业务骨干调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褚新洛始终致力于将学科发展推进国际先进行列，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率先将分支系统学的理论应用到鱼类分类中，创造性地应用“形态—功能—适应”三位一体的分析法，探索鮡科鱼类演化的谱系。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60篇，主编《云南鱼类志》（上、下册）、《中国动物志——鲇形目》等5部著作，为后人留下许多经典之作。198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欧洲鱼类学会上，褚新洛介绍了自己的论文，受到多国学者的点赞。
杨君兴，1983年来到云南，师从褚新洛先生，始终致力于高原鱼类保育与创新利用研究，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自培的第一位博士。41年来，他在摸清高原鱼类家底的基础上，带领团队开展高原鱼类种质遗传、资源保育、品种创新、健康养殖和产业化应用，构建高原鱼类种质资源库，保护高原特有鱼类活体102种，突破48种珍稀濒危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将鱇浪白鱼、滇池金线鲃等珍稀特有鱼类从灭绝的边缘拉回，并通过增殖放流，恢复11种高原特有鱼类的野外种群。滇池金线号”、软鳍新光唇鱼“墨龙1号”和杂交鲤鲃“滇优1号”获批国审新品种。同时，杨君兴团队创新性地提出“‘花—鱼—螺蚌—鸟’立体生态修复模式”，已成为高原湖泊特有ECO修复典型范例。
编者按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人员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人民网云南频道联合推出“我的科学引路人”系列视频，为您讲述他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故事。杨君兴（左）在禇新洛（右）的指导下做鱼类研究。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供图“你们别采访我，要多去采访团队的年轻人。”刚面对镜头时，杨君兴还有些少言，但一提到鱼，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杨君兴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鱼类学家褚新洛。41年来，他扎根云岭大地，带领团队构建起高原鱼类种质资源库，挽救多个濒危鱼种。从褚新洛，到云南省水产学会副理事长陈银瑞，再到杨君兴，杨君兴笑称自己是从事高原鱼类研究的“鱼三代”。“回顾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有一条准则很重要，那就是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用国家任务来带动科学研究发展，把云南鱼类资源保护好、培育好。”1983年，杨君兴从广东湛江水产学院淡水水产养殖专业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成为第三批硕士研究生。1987年，他又成为褚新洛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褚新洛在招学生时要求“少而精”，培育学生时言传身教，事事以身作则。在组织野外科考时，他和年轻人一道，跋山涉水，下河拉网；科考记录和归纳数据时，又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力求客观和公正。“褚新洛先生治学严谨，他常说‘文章不改三遍不出手’，所以他的学术报告或论文著作，都不失为言简意赅、观点鲜明、证据充分、推理逻辑性强的典范。”杨君兴回忆学生时期的点滴，硕士论文要改十稿才敢拿去给褚新洛看，老师则是连错别字都会帮他“消灭”。他时刻谨记老师的教诲：“文章是千古事，刊发前定要谨慎、再谨慎。”硕博期间，每个星期，杨君兴都要向老师汇报本周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疑问和心得，野外科考时又看到了什么、有哪些思考……这些习惯从始至终保持到杨君兴退休，每每提起，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距离老师的治学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忘我的科学精神，对他影响巨大。1986年，杨君兴正在筹备博士毕业论文，褚新洛为他确定了一个全新的课题——保护鱇浪白鱼（俗称“抗浪鱼”）。“当时我非常不理解老师的意图。”杨君兴感叹道，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团队里没人做类似的工作，涉及的知识大部分要重新学习，研究之路困难重重。然而，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打消了他的疑虑，也坚定了他的信心：过去，玉溪抚仙湖的鱇浪白鱼年产量有300多吨，上世纪90年代，鱇浪白鱼年产量下降至不到1吨。抚仙湖土著鱼类数量一下子就下降，23种本土鱼类面临灭绝的严峻形势。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君兴对抚仙湖网状食物链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才渐渐明白了褚新洛的良苦用心。“之后几年，本土鱼类保护成为紧迫问题，这个博士论文题目反映出老师对物种未来命运的关注，也反映出他在科学领域的远见。”在老师的指导下，杨君兴所在的科研团队承担起拯救鱇浪白鱼的重任，为后期的保护研究奠定了基础。41年来，杨君兴几乎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带领团队累计收集和保存高原鱼类种质资源300种，保护高原特有鱼类活体102种，突破48种珍稀濒危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获国审新品种3种，成功繁育和产业化推广的名贵特有鱼类4种。团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50多篇，其中SCI论文160多篇，获授权相关鱼类人工繁殖、饵料及育种发明专利23项。鱇浪白鱼、滇池金线鲃等珍稀特有鱼类从灭绝的边缘被“复活”，并通过增殖放流，杨君兴带领团队恢复了11种高原特有鱼类的野外种群。为纪念褚新洛在鱼类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杨君兴将自己发现的鱼类新种命名为“褚氏云南鳅”。“老师不但教学问，还教如何做人，聆听他的教诲，受益终身。”在采访过程中，杨君兴一直强调“团队”的重要性。2019年，杨君兴团队获批建设“云南高原鱼类育种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云南的土著鱼类资源。褚新洛先生奠定了这一学科基础，现在又有了潘晓赋、王晓爱、张源伟等年轻一代接续这份事业。”杨君兴由衷地说，“希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牢记褚先生的科学精神，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传承高原鱼类保育与可持续利用的创新精神。”【人物介绍】褚新洛（1928年—1991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鱼类学家。1951年，褚新洛毕业于山东大学，为实现科技梦，1953年他调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1966年2月，作为业务骨干调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褚新洛始终致力于将学科发展推进国际先进行列，注重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和应用，率先将分支系统学的理论应用到鱼类分类中，创造性地应用“形态—功能—适应”三位一体的分析法，探索鮡科鱼类演化的谱系。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共发表论文60篇，主编《云南鱼类志》（上、下册）、《中国动物志——鲇形目》等5部著作，为后人留下许多经典之作。198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欧洲鱼类学会上，褚新洛介绍了自己的论文，受到多国学者的点赞。杨君兴，1983年来到云南，师从褚新洛先生，始终致力于高原鱼类保育与创新利用研究，是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自培的第一位博士。41年来，他在摸清高原鱼类家底的基础上，带领团队开展高原鱼类种质遗传、资源保育、品种创新、健康养殖和产业化应用，构建高原鱼类种质资源库，保护高原特有鱼类活体102种，突破48种珍稀濒危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将鱇浪白鱼、滇池金线鲃等珍稀特有鱼类从灭绝的边缘拉回，并通过增殖放流，恢复11种高原特有鱼类的野外种群。滇池金线号”、软鳍新光唇鱼“墨龙1号”和杂交鲤鲃“滇优1号”获批国审新品种。同时，杨君兴团队创新性地提出“‘花—鱼—螺蚌—鸟’立体生态修复模式”，已成为高原湖泊特有ECO修复典型范例。
